世界有多少个名叫田涛(世界上有多少个人叫陈涛)

口述：田涛 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第二部分

科学与宗教的分离与分立（18世纪到19世纪）

“世界应该是数学的，而不应该是神的”

15世纪到17世界的200年左右，一批伟大的自然哲学家（科学家与哲学家为主体）建造了宏伟的知识殿堂，“牛顿是殿堂的顶峰”，直至今日的人类，“每个人的体内都居住着一小部分牛顿的灵魂”。

牛顿每天工作18小时，每周工作7天、100小时以上。他发明了微积分，但他也认为在耶路撒冷那座遗失的所罗门王殿的平面图上包含世界毁灭的数字启示。他研究作用力和运动定律，某种意义上是在研究上帝，并维护全能和仁慈的上帝的威严。他对科学的热忱其实是另一形式的宗教热忱。

然而，在那个时代，另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伽利略。他认为，宇宙并不是一幅由神学象征组成的巨幅画布，而是由简单精确的几何学和数学语言组成的。这在他所生存的年代绝对是离经叛道的观点。所以罗马教会审判他，要判他死刑。好在他背后的老大是美第奇家族，他才得以活命。而牛顿不仅做过铸币局官员，工资是大学教授的若干倍，并且成为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主席。这既是由于他的伟大的科学成就使然，名至实归，也和他的正统宗教价值观有关。

然而，18世纪前后，科学和宗教的世界都开始变得极端喧闹起来。其实整个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300年一直就像个沸腾的火山，持续在喷发着反叛的火苗，这就是14到16世纪发生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美第奇家族所在的弗洛伦萨是运动发源地和中心）、15世纪发生于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一直到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火苗演化成了火焰，火焰变成了火海。

启蒙运动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对科学进步的欣赏，而这三大运动也都有一个共同指向：对挑战旧教条的热情，对绝对权威的否定，对人的自由个性、创造性的肯定，和对人的世俗欲望的认可。也有一个共同特征：怀疑与思辩精神的滋长。

这种怀疑与思辦的氛围最早萌发于宗教内部。堡垒最先是从内部攻破的，这句话绝对是真理。马丁.路德就是教会内部人，也是最先向教会开炮的起义领袖。还有博洛尼大学、牛津、剑桥这些最早以培养神职人员为宗旨的大学，也都成为异端思想的温床。人不能有知识，一有知识就会有自由思考的花蝴蝶乱飞，而且有知识的人不能扎堆儿，一扎堆儿，无数自由的花蝴蝶就会碰撞和争论，结果几千年来不变的“真理”就被抬上了批判的祭坛。

教会500年来一直希望用正统的思想统一人们的思维，但眼皮子底下的怀疑派、理性主义者却最先造反了。英国皇家学会尽管以“恢复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为宗旨，但它的会训中也埋了一颗雷：不要把任何人的话当作真理。很显然“任何人”并不包括上帝，但怀疑之火最终一定会烧向“万能的神”。因为科学是一切成见和权威的天敌。

伦纳德.蒙洛迪诺在《思维简史》中写道：有一些僧侣试图搞清楚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的各种奥秘，并且喜欢聚在一起研究学问，他们可能有不少追随者。前者成为教授，后者成为学生，这样由师生共同形成的团体，就是大学的雏型。

这段话的含义可以引申出以下几点：一是宗教、具体点说是教会孵化了大学，世俗的科学家、哲学家等的前身是僧侣或他们的弟子们；二是怀疑与思辨精神是大学的酵母菌；三是科学与科学家在思辨的酵母菌中开始独立发育，并开枝散叶；四是大学成为科学技术研究的宿主和堡垒，一直至今。

极端吊诡的是，教会栽植的大学这棵知识之树，结出的却是“毒苹果”。大学从传播神学的摇篮变成了神的反叛者、“杀父者”，也成为了卫教者与叛教者激烈冲突的主战场。最终，“神”在大学殿堂的回音渐渐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科学和科学家。

1870年，牛津大学有一个权威的学术颁奖，奖项包含145种古典奖学金，而自然科学奖项只占四个。但今天的牛津大学，估计大部分的学术奖项是颁给自然科学的。

1831年到1865年英国皇家科学促进会的会长有九任是牧师出身，但是到了1866年到1900年，没有一位牧师担任过会长。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代表着科学和科学家终于走出了宗教的藩篱，从精神层面解放了。科学不再以印证和荣耀上帝为使命，不再是婢女和仆人，丫环不再是丫环，而是“我的命运我做主”。

“世界应该是数学的，而不应该是神的”，科学向上帝摊牌了。同样是钟表，在神学家的眼中是上帝秩序的象征，但在纯粹的数学家看来，世界就像一块钟表，它的运行机制受到数学规律的支配，而不是那只“全能的上帝之手”。

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变革正在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动摇人类的信仰体系。

进化论，信仰王国的特洛伊木马

1842年，一个叫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_1882）的人花了20年时间写成了一本惊世骇俗的著作《物种起源》。30多年前我第一次读《物种起源》基本读不懂，20年前读的似懂非懂，2019年春节期间再读，读得惊心动魄，什么原因这里不便明说。

达尔文是个典型的科学实证派。22岁剑桥大学一毕业，本来可以去当牧师或者当医生，过安稳富足的日子，但他却申请乘坐贝格尔号军舰作了5年的环球航行。通过大量的自然观察和对动植物、地质结构的采集和分析，以及若干年的实证研究之后，最后，达尔文向欧洲科学界投出了一枚重磅炸弹：万物都是进化的产物。被这枚炸弹震晕了的不仅是生物界，而主要是教会和思想界。进化论像一匹特洛伊黑马，突然从欧洲社会的腹部跳了出来，从根基上摧毁了人们迷之信之的神造万物论和物种不变论的神话，西方脚下的思想土地地震了。

由此开始，一场“进化史诗”与“创世史诗”的马拉松式的较量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较量远超出了生物学、宗教的领域，也波及到了人类学、哲学和社会学，乃至于政治学的领地。

再读《物种起源》，我总结出了大约十个要点：

一是每一种生物都力求生活于任何它可以生存的地方。这讲的是物种强大的生存力。无论在悬崖峭壁，还是潮湿黑暗的阴沟，还是黄沙无边的荒漠，还是淤泥之中，还是地球上的任何角落，到处都可以看到生命的奇迹；二是万物都有扩张最大化的本能，也就是说扩张与繁衍是每一物种持续生存的前提。一旦扩张停止了，生命也随之会终止；第三、每一生物都必须跟其它的生物竞争。要么捕食别的物种，要么被别的物种所捕食，因为生存地盘是有限的，生存资源是有限的，必须通过残酷的竞争使自身的地盘最大化，资源垄断化；第四、同一生物内部也充满了竞争；

第五、不同生物或同一生物间的竞争到一定阶段时，竞争的双方如果久持不下，就会划分地盘，划疆而治，并在一定阶段和平共处；第六、竞争的一方相对另一方，那怕是最轻微的优势就是胜利。这种轻微优势随着时间会演进成绝对优势；第七、一种生物的改进会引起其它生物的改进或灭绝。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大自然中充满了改革的军备竞赛，谁率先改进，谁改进的步伐快，谁改进的恰当，谁就会成为优先胜出者。唯有随着其它生物改进的舞步不断起舞，自身才能变得强壮，有力量与对手抗争；第八、稀少便是灭绝的先兆。老虎很威猛，但它只是个体的强悍，缺乏群体的抱团合作与蓬勃生机。更重要的是，稀少物种可供遗传选择的基因池数量有限，可供淘汰的劣质基因短缺，优良基因就更稀少。种群基因内部缺少了竞争，种群就会濒临灭绝；第九、自然界里无飞跃，物种必须以最短的、最缓慢的步伐前进，要奢于变化，又吝于革新；第十、那些类群最终能稳操胜券，无人能够预言。因为有很多种群先前曾是极为广泛发展的，但现在都灭绝了。

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生物进化说一出笼，既摇撼了神学的圣坛，也被一些学者、政治家演译、移植到了人类社会的竞争活动中，种族优越论、社会达尔文主义曾经在20世纪前后的西方一些国家甚嚣尘上，以至于在希特勒时代达到顶峰。今天这种声音表面上被压制住了，但残迹仍然未绝。而且，值得警惕的是，社会达尔主义的观点虽然没有了市场，但一些政治派别、一些商业势力的行为却带有强烈的达尔文主义色彩。至于谁更像、什么样的力量更像，按照我上面提炼出的十条对号入座，就可以看的明明白白。

西方尤其是美国文明奉行的是实力决定论，这一点没有错。对于中国企业、对于华为来说，同样必须靠实力说话，这包括技术实力、产品实力、管理实力、文化实力和领导力。有了强大的综合实力，才能既不畏惧和逃避竞争，又能敢于和善于竞争，这不仅能赢得自身发展的生存空间，也会得到东西方同行的尊敬。当然这种竞争必须是良性的、合规的、合作的、开放的，而不是丛林法则的市场达尔文主义。

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合谐哲学也许对西方的竞争之道、黑白哲学是一种有益的对冲，这是作为一家中国企业华为的先天优势。华为既要精于西方的“拳击运动”，又要娴熟于东方的阴阳八卦学说与太极术。

“scientist，一个粗俗的三音节词”

达尔文，死后被安葬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牛顿是他的邻居。牛顿通过他的运动数学定律理解上帝关于物理宇宙的计划，成为印证和荣耀神的伟大的“上帝仆从”；达尔文在剑桥大学学的是神学专业，毕业后放弃做牧师，环游世界的目的是企图解释上帝关于生命世界的计划。但是，当他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了生命的随机性自然选择的进化逻辑时，他的进化论学说便很难再与任何神圣设计的神学观点和解。他向他曾经的阵营甩出了匕首。

游览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时，我的大脑曾经冒出过疑惑：比邻而居的牛顿与达尔文，他们二位一起在天堂，还是一起在地獄？

15世纪开启的“拿证据”的运动，既造就了伟大的牛顿，也造就了伟大的达尔文。拿证据来！牛顿言之凿凿地说：朝天上看！上帝是万能的造物主。达尔文则弱弱地说：看我的书吧，万物是进化的产物。

教会、教义、经书，包括天下所有的信仰都经不起证据的折腾。宗教一旦被置于质疑、怀疑的风暴中，它便成了四面漏风的华贵而脆弱的“危房子”，19世纪及其之后的基督教正是这样的“危房子”。

宗教与科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话语体系，基督教却企图用科学语系解读宗教世界，结果就把自身放置在了怀疑与批判的靶心，这应该是15世纪的宗教改革家们未必能意料到的结果。而犹太教则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质疑与证伪是科学技术研究的空气与水，须臾不能离开。所以越是开放的环境，越是充满思辩的空间，也越能诞生伟大的科学家与伟大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基督教内部的革命，新教对天主教的叛逆，也才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既创造了宽松的氛围，也提供了至为重要的动机。以进化论为例，一个无比离经叛道的学说，却在新教昌盛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成为最具统治力的思想主题。

新教革命发端于德国，落叶扎根于英国与荷兰，及北欧诸国，最终在美国全面开花结果，并带来了新教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商业与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马克斯.韦伯（1864_1920）对此有极为精辟的分析。

马克斯.韦伯（1864_1920）

韦伯那一代人立足于两个世界之间，因此能够看到“过去”与“未来”的明显分野。韦伯一方面说，劳动是一种特殊的驱动力，是上帝植入人类本能之中的那种“独独为取悦上帝”的内在驱动力（本人注：这和亚当从一个天真快乐的伊甸园主人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者的回归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又指出，“科学是非宗教的，现在谁也不会从内心深处对此表示怀疑”。看似矛盾的两段话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一头连着过去，一头预示着未来。一头连着神圣使命，一头连着世俗使命。

科学家的使命从新世纪开始，从天上掉到了地上，从荣耀上帝转身为服务于人类的福祉。19世纪末的美国就代表着这样的新世纪和新世界。

Scientist，科学家这个词汇发明于美国，当它传到大洋另一端的英国时，英国皇家科学促进会的语言学会主席居然发出了英国式的冷嘲讽：这是一个多么粗俗的三音节词！科学家现在很受人们尊重，可是各位，放在一百多年前，这个词和这个职业属于被嘲笑的对象。

现代科学经历了三个重要的过程。第一是科学研究的从业者们从此有了新身份，叫科学家。在座的不管是科学家还是技术专家，在一百多年前，你们并非是一个独立的职业角色。之前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被归类为哲学家，最多在前面加一个“自然”的冠词而已，叫自然哲学家。第二，科学有了一套独特的方法，它是非宗教的、非道德的。第三、划定科学与宗教、与伪科学、与哲学的边界。科学不再属于哲学范畴，科学也不属于宗教范畴。科学终于可以自立门户，从宗教与哲学中分离出来了。

科学技术就像长期被圈养的野马，一旦自由了，它就变得极其奔放和狂烈。不到200年，科技正在以不可抵挡之势侵入人类社会的几乎所有方面，包括宗教的领地。这是我们在最后部分要讨论的话题。